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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十年前外滩电波背后的故事]同花顺神奇电波用后感

    时间:2019-04-14 18:17:57 来源:个人图书馆网 本文已影响 个人图书馆网手机站

    ◆ 陈国

    一部经典的谍战影片《永不消逝的电波》,讲述的就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儿女在解放前深入敌区心脏,通过无线电波帮助我们的军队一次次化解危险,取得武装战斗胜利的故事。在上海解放后的初期,外滩发出的电波也曾帮助新中国政府一次次化解危机,战胜了当时国民党的一个个阴谋和挑衅。 

    这是70年前上海财经战线上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但它同样惊心动魄,因为它关系到新生政权能否立足、生存、稳固和发展,直接指挥这一战争的是中央财委主任陈云同志和华东财委主任曾山同志。

    作为当年华东财委机要科的一员,我有幸亲历其中,如今虽已过去了70年,但当时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

    跟随军队 进驻上海

    1949年5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上海市区。这天凌晨4时,上海海关大楼挂出了“热烈庆祝人民解放军解放大上海”的红色标语。

    我们华东财委机要科在江苏省丹阳县城海会寺接受入城纪律教育集训后,25日由科长黄伟同志率领,从丹阳出发,随大军直奔上海。看不见首尾的汽车队伍,惊动了原本还在睡梦中的老百姓。他们纷纷走出家门,观看大进军的壮观场面。由于汽车中途抛锚,我们在5月27日清晨才由虹桥方向进入上海市区。那天,上海春雨绵绵,雨帘障目,战场的硝烟还没有散尽,不时看到被我军炸坍了的敌人水泥碉堡和敌军尸体,以及一队队耷拉着脑袋的俘虏。进入市区时,我们受到了市民载歌载舞的夹道欢迎。见此场面,我激动不已,也情不自禁地和欢迎人群一起高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真是军民同庆,欢声如雷。

    按照预先的安排,我们先住进了“跑马厅”北面、静安寺路上豪华的金门大酒店。5月28日,再随华东财委移驻到外滩中国银行四楼面向黄浦江的一间大办公室。

    这时的华东财委,同时也是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财政经济接管委员会。曾山同志既是华东财委主任,又是上海市主管财政经济工作的副市长,副主任是许涤新、刘少文,秘书长是骆耕漠。除了繁重的接管各财政经济部门的任务外,还要负责整个华东地区的财经工作、支援前线、保障军队后勤供应以及社会救济等任务。

    我们机要科主要负责上传下达密码电报,入城后,通报任务的工作量增加了好几倍。入城前,所有的工作由10名老同志承担着,其余11人是还没有正式从事业务工作的十七八岁见习机要员。可偏偏此时,有6名老同志因工作需要,被调到前线去了。这样,除科长外,能直接翻译电报的只有2人。于是,绝大部分的工作就落在11名新同志肩上。

    当时的保密通讯基本上是通过密码电报传递,而财政经济和市场物价形势又瞬息万变,十万火急的特急(即AAAA)电报很多。因此,常常要通宵达旦地翻译电报。在巨大的工作压力下,新同志在老同志的帮助下,刻苦努力,很快都能独立工作了。机要科充满了朝气,大家都以做一名机要战线上的无名英雄而自豪。

    稳定金融 初战告捷

    稳定金融,是新政府执政大上海的第一个考验。接管国民党政权留下来的烂摊子,不是一件容易事。国民党政府发行的以天文数字计的“金圆券”,仅在上海的流通量就占全国的一半。因此,人民政府入城后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从5月30日开始,以1:10万的比价让市民将手中的“金圆券”兑换成人民币,禁止“金圆券”继续流通,让人民币迅速占领上海金融市场。华东财委及时用电报向各地通报了上海的做法。

    但仍有一批投机分子就利用这个机会,大肆进行银元投机活动,与新生的政权抗衡。上海的外滩历来就是“金融街”,银行一家连一家。我们偶尔下楼,就能看见数不清的银元贩子,手里不停地滚动着银元,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他们还声嘶力竭地叫喊着银元的价格。至6月上旬,银元投机的活动已十分猖獗,他们哄抬银元价格,原来一块银元值100元人民币(指当时的旧币,下同),到当日飞涨至1800元,导致人民币信誉下降,不断贬值,以至于有的商人只认银元,严重威胁着上海金融市场。由于银元价格上涨,物价也如脱缰的野马,仅6月1日至8日,上海物价就上涨了三倍,随即波及全国。

    在这紧要关头,华东财委不断通过电报向中央财委汇报请示,内容大多围绕如何打击银元贩子投机倒把活动,平抑物价,稳定人民币信誉,争取掌握金融市场的主动权。6月4日,华东财委电报请示中央财委:“近日银元价格暴涨,人民币不能买到整批的货物,严重影响生产恢复和市场繁荣,产业家和中小市民都对银元投机者不满。因此,我们决定对之采取严厉彻底的打击方针,禁止银元流通。禁令公布后,群众、军警立即全面出动,镇压银元贩子……中央对此有何指示,盼速告。”6月8日,中央财委复电同意华东财委的意见。

    为了打击银元贩子,起初中央试图以银元制银元,即集中一批银元,适时抛出,以压住银元的涨势。但因我们的银元有限,此举未能奏效。后来又采取了军政兼施的办法,即先造社会舆论,争取人民支持,随后于6月10日上午9时半,封闭银元贩子投机的大本营——上海证券交易所,逮捕了两百多名证据确凿的银元投机操纵者。同时采用经济手段,出台了《金银管理办法》,禁止银元流通。此举果然成功,银元投机的风潮被平息了,外滩周围黑压压一片的银元贩子一下子不见了踪影,市面也平静了。

    6月11日,市场稳定,物价开始下跌。我们战胜了向人民政权疯狂进攻的银元投机者,为日后经济恢复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开端。我们机要科的同志也分享到经济战斗首战胜利的喜悦。

    特急电报 保障生活

    刚成立的人民政府,能否保障人民基本生活所需,也是夺取经济斗争胜利、巩固政权的关键。而“两白一黑”(大米、棉花纱布、煤炭)是其中重要的筹码。投机者采取囤积居奇,造成市场紧张、人心恐慌,伺机高价出售,引起物价飞涨。其险恶目的是企图借此引起社会混乱,造成群众怨恨新政府,使我们在上海站不住脚。

    虽然在入城前,华东财委就已作了调运“两白一黑”的具体部署,但由于解放初期社会情况复杂,自然灾害严重,交通运输条件落后,因此,原定的调拨计划大都不能落实。上海解放不到一周,粮、煤供应就发生了重大险情。

    从6月初开始,在来往电报中,不少是有关催运粮、棉、煤的特急电报,其中有些是曾山同志亲自拟写的。他在6月3日写的“火急”致电华东支前司令部的电报说:“上海煤荒甚急,近日未来煤,人心不安,望设法赶运,并须每日有四千吨到沪,才能应付三日。”6月9日,曾山同志又致电华东支前司令部司令员傅秋涛说:“上海煤只能用几天,粮也很缺,请大力把煤与粮火速运到上海来。”6月12日,曾山同志再给苏北行署领导的电报称:“上海七月份粮食供应成为严重问题,因为苏南、浙江供应上海七月份的粮食完全落空。因此请你们用最大的努力,保证在七月份内有数千万斤粮食接济上海。能调度多少粮到上海,请火速电告。”

    我们在翻译这些电报时,也全都神经绷紧,心急火燎。以天来计算粮、煤的需要,安排几百万人口的城市供应,这对当时华东财委的领导来说,是多么沉重的压力!然而,另一方面,我们也从各地发来的电报中了解到他们的难处:灾荒、运输、甚至麻袋等问题,都是影响“两白一黑”及时调拨到上海的因素。比如,浙江在来电中反映:征粮“干部少,土匪多,区长下乡动员征粮,被土匪绑架,干部被打死已有数次,5000万斤调沪任务,很难完成,努力争取完成2000万斤,并派武装押运。”面对严峻的局势,陈云同志沉着冷静,态度坚决。他在给各地的电报中,对完成运粮济沪的任务下了死命令:“谁阻止粮食外运,就砍谁的头。”翻译这些来来往往的电报,仿佛就置身于炮火连天的战场。

    运输也是一个大难题。当时,除了陆地运输外,长江水上运输主要由招商局承担。但船舶电报仍沿用解放前的密码,运输粮、煤、棉船舶的行踪,常因使用旧密码被敌人掌握,屡遭敌机轰炸。如6月12日,敌机对我船舶、码头轰炸达71架次,长江的正常运输受到严重的威胁。为此,华东财委决定在招商局建立机要科,由财委机要科和其他方面调集机要人员,改用新密码通讯,从而保证了长江黄金水道运输的安全。

    中央的大力支持加上各省市区的积极配合,使上海“两白一黑”的险情逐渐得以缓解,并且积蓄了相当的库存。群众有饭吃,基本生活有保障,才能人心安,天下定。我们又胜了一仗。

    随到随译 平抑物价

    从1949年5月27日上海彻底解放至1949年底,上海曾先后三次发生物价飞涨,到11月24日,上海物价比7月底上涨了3.7倍、因此,平抑物价又成了上海乃至全国范围内经济战线上的重要斗争。物价上涨的同时,敌机对上海的轰炸也越来越频繁。我们一面在办公室里紧张地翻译电报,一面听着敌机的嘶嚣声和楼顶上、黄浦江上我军炮艇发出的隆隆射击声。当时上海滩谣言四起,人心不稳。因此,平抑物价不仅是一场经济战,同时也是一场政权战。

    平抑物价是一项综合性的工作。从政府内部来说,是要控制银根,压缩货币投放。反应在市场上,就是同旧经济势力的一场战斗。上海作为新中国的经济中心,物价牵一发而动全身。上海物价涨,全国各地也跟着涨;上海物价稳定,全国各地也稳定。这场战斗由陈云同志和曾山同志具体指挥。因此,这时华东财委与中央财委以及华东各地的来往电报剧增,AAAA电报很多,有的还是“绝密”。如11月13日陈云同志为中央财委拟写的《对全国物价猛涨所采方针的指示》,经周总理、毛主席审核“即刻发”的AAAA特急绝密电报稿就是其中之一。

    为使领导能及时看到电报,我们不管白天黑夜,做到电报随到随译,不能有半点延误。领导有时就坐在机要科办公室,等着我们译报。看到领导如此焦急的心情,更鞭策我们要提高译报速度和准确性。因此,我们拼命强记硬背密码。有的同志为此废寝忘食,甚至患上失眠症。

    当时,中央财委和华东财委为了打击投机者,掌控市场主导权,采取了多种措施:一面从老解放区大量、快速、秘密地调集粮、棉、煤来沪,准备在11月下旬择日在全国各主要城市一齐抛售,出奇制胜;一面抽紧银根,使投机商资金无法周转。经过反复激烈的较量,投机者嚣张气焰被打下去了。11月25日,上海和全国的物价下跌了30%至40%,到12月物价趋向平稳。

    新生的人民政权胜利了,人民欢欣鼓舞。连曾经认为“共产党在军事上行,在经济上不行”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共产党也懂经济,不但有能力打天下,也有能力治天下。当时,有位私营企业代表人物说:共产党能取得这场斗争的胜利,是上海工商界所料想不到的。事后听说,毛泽东主席称赞这场经济斗争胜利的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的胜利。这不仅是对战斗在一线同志的褒奖,也是对我们这些战斗在无线电波战线上的机要工作者的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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